近两年来，我院共受理刑附民执行案件27件，结案27件，其中全案执结11件，终结本次程序16件，全案全结率仅为收案的40.7 %，执行到位率大大低于普通民事案件。这些案件受害方或者伤残，或者死亡，对侵害人怀有仇视心理，强烈希望借助公权力惩治对方，但此类案件往往因执行标的额大、被执行人履行率低，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。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，不仅有损司法权威，而且严重影响了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实现，甚至导致被害人及其亲属生活陷入困境，继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一、刑附民案件执行难的原因
（一）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差或不愿赔偿。刑附民案件受害人是否能实际获得赔偿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和态度。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往往不具备以上两个条件。这些案件的被执行人大多数居住在农村，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有的迫于生计，东拼西凑，置车贩运，为节省开支连保险也不入，结果车毁人亡、两败俱伤；有的为解决温饱做些小本生意，收入微薄，仅够维持最低生活，无力支付高额的赔偿金；还有部分被执行人系无业游民，整日游手好闲，致人损害后，没有经济来源，根本无力赔偿；部分尚在监所服刑，人身受到限制，不具备履行的客观条件，即使出狱后也因大伤元气、无力回天，抑或无所事事得过且过，甚至破罐子破摔再次“进宫”，毫无赔偿能力可言。还有一部分被执行人主观上不愿赔偿，由于赔偿数额较大，受履行能力的制约，被执行人需要几年甚至半辈子的辛劳才能案结事了，使被执行人失去了赔偿的动力，在权衡利弊后往往选择赖债、逃避或抗拒执行，宁可被拘留、坐牢也不履行赔偿义务，更不会动员其近亲属帮助履行。
（二）被执行人的财产难处理。一是被执行的财产处理需通过析产诉讼。由于刑附民案件多为被执行人的侵权行为引发的诉讼，执行的财产应为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而非家庭共同财产，而家庭财产大多没有履行财产登记手续，权属难以明确，要执行作为侵权人的被执行人的财产，必须通过析产诉讼来解决，这无形中增加了人民法院处理财产的难度。 二是被执行人的农村房产变现难。主要表现在：1、想买的不敢买，想要的不敢要。由于传统观念和宗族势力等影响，买房人总觉得人家因为“犯了事”或者遇上了天灾人祸，都到了卖房子的地步了，这时买人家的房子无异于落井下石，即使房子地段好、价格合适，也没有人愿意买，而申请人也多半因为怕报复自己不敢居住，卖又出不了手，不愿意接受被执行人的房产，最终依照相关规定还得把房屋退还给被执行人。2、因土地原因导致卖房难。由于部分房屋涉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，未经国家征用，不能进入土地流通市场，人民法院不能以拍卖、变卖等方式强制变现集体所有的土地。如果系划拨土地，还要土地行政机关的审批手续，并缴纳土地出让金，如此之多的条件限制导致法院处理房产难。3、因缺乏“两证”无法处理。依照房地产法律的有关规定，没有“两证”，权属不明，不能在市场上流通，人民法院也不能强制变现。
（三）公检法三家协调力度不够人为造成执行难。作为刑事案件，侦查机关是将侦查的重点放在查清犯罪事实上，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一般不询问，不调查取证，不控制其财产。即使扣押了财产，也常常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在刑事案件未生效之前就擅自处理扣押财物，甚至对扣押财产不处理也不移送，从而造成判决生效后无财产可供执行。侦查机关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权利，要么不告知，要么对其请求置之不理，使受害人往往在法院审理阶段才能够行使赔偿诉讼权利。一般民事案件,作为原告可以申请财产保全等强制保护措施,而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在公安、检察阶段不能提出保全措施,只有到了诉讼阶段才能提起,由于我国《刑诉法》对该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，受害人的权利难以保障，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执行风险比一般民事案件风险大得多。
（四）执行人员思想认识不到位导致执行难。部分执行人员对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,导致工作不能积极主动开展，被执行人在看守所或监狱的,会见手续比较麻烦,即使会见到被告人也往往无功而返，误时费力,执法人员对此类棘手案件搁之一旁，尽管申请人多次要求执行，领导也多次催办，执行人员却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。有些执行人员觉得这类案件标的小，费时费力，得不偿失，不愿下工夫去执行。有些执行人员对此类案件有畏难思想，一听说自己分了刑附民执行案件就头疼，不愿执行这类案件。
二、建议采取的对策
（一）加大司法机关协调力度，积极采取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措施。公安、检察机关在侦查、起诉阶段,对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依法及时追缴,对属于被告人的家庭财产依法予以查封或扣押。诉讼中，法院可以依原告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等保全措施，或按照法律规定先予执行，防止被告人及其亲属转移财产，为判决后的执行提供保障。
（二）全力做好调解工作，提高履行率。刑附民案件的被告人及其家属，最关心的是法院将如何判处其刑罚。如果将被告人的赔偿态度、赔偿结果、悔罪表现与处罚程度有机结合起来，进而实现减轻甚至免除其刑罚，那么刑附民案件被告人的赔偿积极性必将大大提高。即使被告人处于无财产的境地，其亲属也会基于理想的处罚效果而想方设法积极予以赔偿，这对于刑附民案件原告人实现合法权益，防止或减少此类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是非常有利的。在方法上可采取“逐步走、巧借力”的方法，多渠道、多层次地开展调解工作。“逐步走”为：公安、检察机关在侦查、起诉审查过程中可以对该类案件进行调解，法院更应注重审前、审中、审后及执行过程中的调解。“巧借力”为：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执法监督员或双方当事人信任的人参与调解，借助他们的影响力促成调解；动员被告人的亲属积极支持被告人悔过自新，并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为被告人垫付赔偿款。为避免调解书成为空头支票，建议在被告人交纳赔偿款后再送达调解书。
（三）将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情况作为减刑、假释的条件之一。执行部门要主动与被执行人服刑监所联系，掌握其心理动态和财产状况，利用被执行人改造后的认罪悔改心理，让其配合执行。对在服刑期间积极履行又符合条件的，优先予以减刑假释。
（四）加大对刑附民诉讼中规避、抗拒执行的处罚和制裁力度。对有转移、变卖、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，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，拒不协助执行等行为的，依法予以罚款、拘留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的按照《刑法》规定从重处罚。
（五）建立和完善执行救助机制，为申请人获得补偿提供保障。刑事犯罪不但破坏了国家的公共安全和秩序，而且使被害人家庭从此陷入困境。因此，在因犯罪而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无法获得赔偿时，国家应该承担一定的救济责任。建议尽快完善执行救助保障体系，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该项事宜，通过立法规定补偿的宗旨、性质，获得补偿的条件、金额及领取办法等，这不仅是解决刑附民案件执行难的需要，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。